吴藕汀
刚刚出版的文化老人吴藕汀《药窗诗话》大可消暑。老人一生远离世事，将自己隐于书海，藏之笔端。先生去世前，许宏泉去嘉兴看他，见老人身边还堆放着《袁氏当国》等新书数卷。老人曾对秀州书局的范笑我说：我死后，你们有了好书，帮我留着，放在我的书架上。
唐?先生专藏现代文学书籍，是首屈一指的大家，淘书买书写书读书凡六十余年，一生的命运都与书相纠结。可是到了晚年，他说了一番爱书人听了会很沉痛的话：“我对书的感情已经渐渐地淡下去，淡下去……不仅没有兴趣买书，而且没有兴趣读书。我感到的无力是真正的无力，对于书，看来我实在有点疲倦了。天!为什么我会觉得那样的疲倦、我会觉得那样的疲倦呢?”
藏书家勇于借书给别人者，其心理必先有承受“书难”之准备，否则难避“死去活来”之苦痛。唐?先生堪称“借书勇者”。上世纪50年代，东北新华书店一书籍装帧人员借去唐?藏书数十种，书皆装帧漂亮，设计艺术高超，其中多有著名装帧艺术家钱君?设计的特藏本，印数不过十余册。孰知书去时桃红柳绿，几年后归来时已枝残絮败，破烂得面目全非了。又，组织上要参加莱比锡图书展，唐?收藏的德法两国著作早期中译本被借去参展。结果，出了家门的书仿佛出征的士兵，不知是“战死沙场”还是当了“俘虏”，反正再没有回家的时候。当时的文化部长茅盾批示说，“一定追查，还给唐先生”，终是没有下落。我只恨没有唐?先生的藏书；若有，也绝没有他一借再借的勇气。
朱自清
旧书价格的高低，一来随行就市，二来因卖书人而异，实难有一定之规。同一部书，往往有价格悬殊甚巨者。朱自清回忆自己买书经历时说，某日一书铺持高丽本《杜律分韵》登门求售，两册书索价三百元。“书极不相干而索价如此之高，荒谬之至”。孰料次日又有书铺送来同一套书，要价仅两元。遂立刻买下。
叶灵凤
老上海北四川路添福书庄的广东老板既不太懂书，又时常喝醉，当时许多爱书人都在这里拣过便宜，戴望舒拣过，叶灵凤也拣过。一册巴黎版的乔伊斯《尤里西斯》，一部“只合藏在枕函中”的《香园》，老板给叶灵凤的卖价是一块四。叶灵凤自己都不敢相信，“如果他那时知道《尤里西斯》的定价是十美元，而且还无从买得，《香园》的定价更是一百法郎以上，他真要懊丧得烂醉三天了”。
黄裳
“文革’期间有大字报揭发黄裳从外地买得一船旧书，中有宋元旧本，发了大财，一时众口哄传，引起“公愤”。黄裳2004年写文章忆起此事。春秋书店的严阿毛，欲往宁波倪家收购即将论斤卖做还魂纸的一屋旧书，因路资无着，找黄裳借了50元。某日严阿毛通知说书到了，黄裳就去看，“书有七大麻袋，打开来看，多半是残零册籍，从中午直到傍晚，弄得两手乌黑，还只看了三袋。我选出了几十种……如此而已”。
1972年春天，“组织”决定查抄黄裳书房，书籍、拓片都装入麻袋，卡车来去运了好几趟。率队查抄的Q君对黄裳叹道：“看这些毒草，害你弄到这步田地了。还是抄掉的好。这对你改造有好处。”黄裳想留下一本鲁迅译的果戈理《死魂灵》，说闲来没事可以翻翻，Q君不同意，说：“鲁迅嘛，也不是没有错误的。何况这书又是俄国人写的，封资修一类的……”他给黄裳留下了四卷《毛选》，还有一小本关于胡风事件的《按语》，“这个嘛，倒可以留下看看，可以举一反三嘛”。
全本《金瓶梅》现在还算是“禁书”，想得一套影印本并不容易。可是黄裳先生说，早些年，《金瓶梅》实在算不得什么宝书，几乎随手可得，即使崇祯本所附全图，也有极初印的本子在。那年冬天，他去北京琉璃厂访书，走进来薰阁，“架子上书满满的，却没有什么可看，记得各种版本的《金瓶梅》就塞满了半架”。
汪曾祺
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常常断顿，朱德熙一见他日高不起，便料定午饭又没着落，于是就挟一本字典进宿舍，喊道：“起来起来，去吃饭!”他们先去昆明的文明街，找一家旧书店把字典卖掉，然后两人吃一顿包子或两碗焖鸡米线，外加二两酒。原来，文明街这几家旧书店的老板和伙计对书不甚内行，收书全看是否整齐，厚厚的工具书更是一手交书，一手给钱，价钱还不低。
于华刚
中国书店总经理于华刚曾对记者讲述1992年他经历的收书故事。崇文门一个老太太家的祖上是读书人，家里有不少线装书，因赶上崇文门拆迁，就隔三岔五叫于华刚到家里来收些旧书。初秋的一天，于华刚又来，老太太正做午饭，他就在院里等。院子里杂物零乱，随地堆放，一派搬迁气象。突然，院墙边一个垃圾筐吸引了于华刚，他走过去蹲在筐旁翻捡起来。老太太笑着说：“那是垃圾筐!有啥看的?”可是，就在这垃圾筐里，于华刚发现了“宝贝”：那里面竟然有不少几百年前的明代信札。于华刚把明人手迹捡出来整理好交到老太太手上，说：“这可是好东西，您老好好留着。”
倪墨炎
上海藏书家倪墨炎某日和同事一起去上海书店旧书库拣旧书，正聚精会神时，见那位同事招手叫他，走过去一看，见同事手中有一本鲁迅的《彷徨》，毛边本，扉页上有字迹：“这是鲁迅先生送我的书，赵平复1929年?月。”同事问：“赵平复是谁?”倪答：“赵平复就是柔石啊，这是鲁迅送给柔石的书。”两人一阵惊喜，正商量由谁买下，不想隔墙有耳，书架那边正有上海鲁迅纪念馆的人，听到他们的对话，立刻过来，要求转让，说：“我们正在找这样的书。让我们纪念馆买吧。”营业员也过来说服他们让给纪念馆，二人只好割爱。倪墨炎后来撰文称，拣到好书而不知沉默，是“惨痛的教训”。
王学泰
1974年，王学泰在琉璃厂西廊淘书，见一小徒弟从库中抱出一摞书上架，中有清末刻本《景德传灯录》。当时王学泰正对佛学感兴趣，一见这部著名的禅宗语录，眼睛一亮，又一看价格便宜，区区五元，马上交钱买下。正要走，里屋出来一老营业员，眼睛扫了一下书，问：“你挑的那部书是不是《景德传灯录》?”王学泰点头。“你是不是能让一让呢?”姓夏的这位老营业员说。“不能，”王学泰说，“我已经交钱了。”“钱可以退给你，”老夏说，“他(指那位小徒弟)不知道这部书是不能拿出来的。”“可是毕竟拿出来了，”王学泰还是不让，“再说这部书我已经找了好几年了。”老夏无奈，悄悄地说：“姚文元也在找这部书呢。”姚当时在中央负责宣传和文教，两年后退出历史舞台。
宗璞
作家宗璞家里的新书旧籍满坑满谷，不得已只好以卖书换空间。他们选中要卖线装一千卷的《全唐文》，此书虽经“文革”洗礼，然无损污、无缺失，或许能卖个好价钱。书店的人上门估价，说是只能出价一千元。取书那天，宗璞随意取出一册全唐文把玩，见纸色洁白，字大悦目，心中有难舍之意。书贾劝道，这价钱也差不多了，以前官宦人家讲究排场，都得有几部老书装门面，价钱自然能上去；现在不讲这门面了，过几年说不定只能当废纸卖了。宗璞遂请他们立刻拿走。
姜德明
1958年，既讲炼钢铁，又讲炼人。一次会议上，有人批评藏书家姜德明“年纪轻，思想旧，受了30年代文艺的影响”。姜觉得委屈，决定卖掉一批书，包括良友、晨光的“文学丛书”和老舍先生全集，还有几十本《良友画报》和整套的林语堂编《论语》、《宇宙风》，还有《寸草心》、《北平情歌》等一批毛边本。下班回家，保姆罗大娘高兴地说：“书店来人了，旧书整整装了一平板三轮车。您的书原来值这么多钱哪。瞧，留下一百元呢!”姜德明苦笑，暗想：“老太太，您可知道我买来时花了多少钱吗?旧书店拉走的是我的梦、我的故事、我的感情、我的汗水和泪水啊……”
韩羽
上个世纪70年代，国家干部常常享受“发书”待遇：一有运动来，就有供“批判参考”用的新书发到手，画家韩羽称自藏的这些书为“闻风而至”一类，属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。他举例说：“批评《红楼梦》研究中的资产阶级立场、观点、方法了，发给了《红楼梦》。批孔了，发给了《四书》。批宋江了，发给了《水浒传》，不只七十一回本，还有百二十回本，有文有图，煞是好看，且像陪送嫁妆，评论资料也纷至沓来，我且乐得笑纳。”有时临风遥想，真恨不早生几年，省却多少买书钱。可是，一想起“运动”，立刻就绝了此念。
林斤澜
林斤澜在《劫中书话》中说，所谓“十年浩劫”是从“书之劫”开始的。他发现，运动一开始，单位图书馆的书籍一批批下架。某日，茅盾的《子夜》也不见了。他就问图书管理人员怎么回事，得到的回答是：这样的革命名著，可不敢随便处理，是照着单子下的。林问：单子上怎么说?答曰：只有分类，别无罗嗦。又问：归在什么类?管理人员一查，说：黄色类。林先生说，得知这个答案后，“众生皆成丈二和尚”。
陈平原
“文革”期间琉璃厂旧书之便宜，已非今人所能想象。陈平原1976年4月4日去逛琉璃厂，买书如下：《昭明太子集》(线装)、《禅月集》(线装)、《石柱记笺释》、《文山题跋・石门题跋・遗山题跋》、《于湖居士文集》，共五种六册，书款合计两元五角。十年后他再逛琉璃厂，见1932年上海出的英文版《中国神话辞典》都标价400元了。他怀疑国内读书人大概没有愿意出这笔冤枉钱的。时光又过去20年，陈先生如再去琉璃厂，可能发现那本神话词典或许已“神话”般地标价到4000元了。“文革”苦日子已过，买书的好日子也不再有了。
陆侃如 冯沅君
著名文史专家陆侃如、冯沅君夫妇1970年随山东大学文科从曲阜搬回济南，只分得两居室，数万藏书无处安放，只好卖掉。陆先生的一位弟子说，几乎没有人知道陆先生是在什么时候把藏书卖给了谁。据这位弟子回忆，1978年，陆先生病重之际曾说：“我当时几次步行到老校图书馆，要求(把藏书)交给图书馆，但他们拒绝接受，我不卖掉怎么办?钱确实是无所谓的，只是让需要它(藏书)的人拿去发挥一点儿作用。”
孙犁
孙犁的藏书“文革”初期被抄，1973年发还。当时孙犁在白洋淀写剧本，无法回天津将藏书运回旧居，只好委托《天津日报》文艺组同人帮忙。于是就有了一句新“谚语”：文艺组的编采人员打扑克，谁要是牌运不佳，就说――“孙犁搬家，总是书(输)”。中国读书人啃书煮字生涯中，“书”与“输”确实关系密切，几乎形影不离，也难怪大款富商忌讳别人给他“送书”了。
孙犁一生阅人阅书多矣，至晚年因有“三不读”之说：一、言不实者不读：昨日还在暴露“民族弱点”，今天突然又“弘扬”民族文化了，这种人的文集文章皆不读；二、常有理者不读：每个时代、每场运动，他都有理，这类人最可怕，文章随时在变，最不可读；三、文学托姐们的文章，不可读：“她们把不正确的，说成是正确的；把没有个性的，说成是有个性的；把没有影响的，说成影响很大；把赔钱的，说成销路很广，或者已经脱销，或是已行销国外……这种人的文章，尤其不可读，最没有价值。”
孙犁藏书“文革”中被抄，发还时许多属“珍贵二等”的刻本、印本都完璧回家，独不见一套《金瓶梅》影印本。孙犁不甘心，多次交涉，终将书索回。那些负责“落实政策”的人不高兴，造谣说：“孙犁什么不要都可以，惟独不放松《金瓶梅》。”孙犁说：“其实，不放松的是他们。”
孙犁
刘文典
刘文典教授嗜书亦嗜烟，所读书必属好版本。钱穆先生曾回忆说，当年他和刘文典是清华同事，某日一起乘车，见刘文典一手持佳籍，一手持烟卷，烟屑随吸随长，车行摇动，手中烟屑竟能不坠。钱先生很担心：“万一坠落书上，烟烬未熄，岂不可惜。然叔雅似漫不在意。”
抗战期间，刘文典教授转徙云南执教，同校常有青年教师前来借书。某日，一青年教师发现书中夹有一张刘教授亲笔所画老鼠像，遂问其详。刘文典大笑，述其缘由：“一天夜深人静，我还在油灯下看书，老鼠爬到灯盘上，好像没看见我这个大活人，不停吃着盘上的油。当时真想打死它，转念又想老鼠也是在讨生活，我读书也是为讨生活，何必打它呢?让它吃吧。为了记下这件事，我随即用毛笔为它写生，然后将画有老鼠的棉纸放在书中。”
刘文典教授有四箱藏书及手稿目前仍流落日本，大致经过是：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后，刘教授经千辛万苦，于1938年找到西南联大。随后其夫人刘氏亦遵嘱携四箱书稿赶来相会。道经香港时，因行李沉重，跋涉实难，刘夫人听从刘文典一弟子劝说，将四箱书稿暂寄港岛。待一家重聚，刘教授大为恼火：“这些书倾注我一生心血，宁肯损失绫罗绸缎，也不该把书留在香港。”1941年，香港沦陷，日人将四箱书稿掠去，藏于东京上野图书馆。1961年，刘文典次子写信给周总理反映此事，总理办公室回信说：“鉴于中日关系未恢复正常，目前暂时不宜提这件事。”此事至今悬而未决。
萨达姆
独裁者的书，销量总是巨大。据《萨达姆传》透露，当年萨达姆的小说“处女作”《扎比芭和国王》发行了一百万册，第二本小说《铜墙铁壁》的发行量更是惊人，达到二百万册。伊拉克内务部负责此书的发行工作，并给每一个省下达了销售配额。伊拉克公务员、教师、士兵以及复兴党成员每人必须购买至少一册，单册价格大约为两美元。萨达姆的儿子乌代一人就购入二十五万册，分发给他负责的各个机构的雇员。2001年夏，萨达姆政府一位官员报告说，他正在负责把《扎比芭和国王》改编成一个20集的电视连续剧。也不知这一连续剧究竟拍成没有，因为美国人不久就打上门了。
拿破仑
拿破仑也藏书，可是他更看重读书。有一次他会见书商弗郎茨・格莱费尔，极力揶揄藏书的人：“只有傻瓜才会藏书。简直不可设想，收集、保存那么大量的东西，其中只有千分之一有趣或者有用。简直是愚蠢!绘画、古币和木刻则另当别论!……图书贸易这种想法本身就是荒唐。它早晚得撑死、胀死，书籍生产已超过实际需要的一百万倍……”
（摘自《书情书色》，中华书局2009年9月版，定价：25.00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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